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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在一夕之间，多年来一直以无偿使用形式给公众带来极大便利的超薄塑料袋，成为了这场告别仪式的主角。而一些在混乱市场竞争中挣扎的中小塑料袋企业，也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市场变局。

    “很郁闷。”站在塑料熔化后充斥着浓烈气味的工厂里，江建国这样表达他对“限塑令”的第一反应，“我们这样的小厂没法再和别人竞争了，不知道还能做多久”。江建国是德清一家塑料制品厂的老板，几年前花了10多万元买回两套二手吹塑机和制袋机并租下现在的一间百来平米的厂房后，他成了这家初期只有6个工人的塑料袋工厂的老板。

    正如众多中小塑料袋企业一样，江建国的工厂生产经营并不复杂：从废旧塑料交易市场买回原材料后，生产成低档塑料袋，并将其销往集贸市场、小百货店等。初期因为没有固定销售摊位，他要开着摩托车背着装满塑料袋的大包上门兜售，“整天就在各个集贸市场里转，一家家地问别人要不要塑料袋。”前些年，江建国的工厂基本上每天生产10万个以上的塑料袋，节假日期间这一数字甚至还会上涨，销售相对稳定。

    然而危机不期而至。“限塑令”让他“感觉走到了发展尽头”。“订单少了很多，估计会辞退部分工人。”一名在江建国厂里的工人说，他一个老乡所在的小塑料袋厂已打算转行做缝制布袋的生意，“说是今后限用塑料袋了，布袋会好卖些”。

    江建国没有考虑过做布袋，但年前曾有过转做可降解塑料袋的想法，然而经过分析之后他认为那东西对自己的小厂“技术、成本要求都太高。”

    无独有偶。同样的问题也考验着在市场竞争中挣扎的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企业。

    “商贩使用那些不可降解或者用回收塑料做的塑料袋便宜，至于会不会破坏环境他们并不关心。而卖塑料袋是要靠量的，量上不去，企业就只能不断亏本，加上还有一些假冒的环保塑料袋冲击，我们就更难做下去了。”杭州茂达环境生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慧告诉记者。

    调查表明，以环保为显著特征的可降解塑料袋是一种由玉米淀粉等其他粮食作物渗在塑料粒中聚合制成的物质，在自然光、水、微生物、空气等自然条件作用下，会自行分解消纳，从而解除对环境的污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企业虽然已经能够研制和生产出可降解的环保塑料袋及餐盒等，但在推广及销售中却遇到极大障碍，许多研制和生产环保塑料制品的企业因此相继陷入困境。

    目前，由于生产企业多属民营，和国有企业相比，其在获得政策、贷款、税收支持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加上没有硬性约束，一旦遇到某些经济利益冲突，“环保”二字往往就被轻易地扔到一边。

    那么，即将执行的“限塑令”又能否成为“救命稻草”、给予环保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企业一个新的契机？对此，业界普遍的看法是，在有关政策正式实施后，所有的塑料袋生产企业肯定都将面临减产压力，但具体程度还需视政策实施情况而定。

    其间，各方讨论最为集中的还有这次新政的实施力度能有多强。像江建国一样的大量中小企业尽管已经有了危机意识，但曾在多个地方多次上演的政策失效的历史，又使得他们对新政的“浅尝辄止”抱有期待。资料显示，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天津、江苏等十多个省市出台了相关规定，限制使用超薄塑料袋。但最终由于是局部性限制政策且在现实中监管乏力，超薄塑料袋仍在这些地方广泛使用，相关规定一度成为一纸空文。如今，即便是一些塑料行业协会，也对该项新政的实施前景持保留态度。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甚至表示“这不是一个能短期实现的工程”。

    然而，尽管没有能源、房地产等行业的巨大产业影响力，但因为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被新政推上前台的塑料袋产业第一次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于新政策，无论赞许抑或猜疑，种种公众心态都在暗中进行着角力。但不能不承认的是，“一旦落实到位，将深度改变塑料袋市场杂乱的竞争格局”。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

    “限用塑料袋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在杭州古荡农贸市场总经理金长看来，“限塑”并不是一个人的事。

    鼠年伊始，某网站就“限塑”组织了一项数百万人参与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60%的人认为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对自己生活影响较大，但也有超过50%的人表示会因此改变购物习惯。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古罗马著名诗人奥维德说。

    2004年，上海市曾计划实施塑料袋有偿使用，其间环保部门的网上调查结果表明，90%的市民对这一举措投了赞成票。但当部分超市实行收费后，却遭到了多数消费者的抵制，直到如今，上海仍在等待搭上全国的顺风车。

    赵玲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采访中她坚持自己是个有环保理念的人，比如不用一次性快餐饭盒和筷子，但她也不好意思地承认，有时并没有在生活里坚持环保的生活方式，因为觉得偶尔不环保可能并没有太大影响。

    像赵玲玲一样，许多人的环保行动力仍然仅仅停留在口头阶段。即使有时身受其害，转眼也忘了环保从自身做起的重要。家住杭州文一路一栋小区顶楼复式单位的张全，只听说过地势低会被水淹，从来不知道住在高层也会发大水。去年夏天，一场台风袭击杭州，家里的阳台随即开始积水，并迅速灌到房间里，泡得所有的木地板全变了形，而导致这场大水的原因，竟然是阳台出水口被风吹来的塑料袋堵住，水完全无法通过管道流下去。现在的张全，仍然是塑料袋的忠实拥趸，垃圾也是随便丢出门外，至于环保，“有那些名人在做啊，我们老百姓做不做有什么重要？不是也有人一到地球日就去捡塑料袋嘛。”

    一边是便捷的现实享受，一边是与自身关系并不怎么密切的宏大意义。让渡自己的现实享受，去承担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类道义与责任，这种选择往往让很多人不屑一顾。

    那么，解决塑料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仍然需要用一种同样便捷的物质继续满足大多数人的这种享受？于是有人想到了纸袋。但日前美国环保署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纸袋并不比塑料袋更环保。它在解决塑料袋“潜在危害”时，同样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生产纸袋的过程不仅会带来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而要使纸袋再循环利用，可能会耗费更多的能源。也有人想到了代替塑料袋、方便群众生活且同样价格低廉的环保用品，但实践证明，这无论在研发、推广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可见，是否环保、能否控制白色污染，关键不在于用纸袋、布袋或其他，而在于塑料袋能否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只要物质被纳入循环利用的轨道，就不会出现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污染。

    在国外媒体眼里，“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还很薄弱。”英国《卫报》在报道中国要求停止使用免费塑料袋做法时这样评论。所以在中国，“当国民的环保意识比较弱的时候，价格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有观点认为。

    然而，在价格杠杆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的现实经济条件下，更多的焦点仍然落到了习惯这个字眼上。

    “动机虽然很小，但往往具有惊人的威力，能够使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这样说道。在治理“白色污染”问题上，同样在于能不能改变公众的动机和习惯。试想，如果人人都认为滥用和乱丢塑料袋是可耻的；如果人人都能将塑料袋与其他垃圾分类开来；如果人人都不再是行动力缺失的口头环保主义者……那么结果又会是怎样？

    诚然，习惯不是一天能够养成的。即使在居民环保素质颇高的新加坡，也只有 10%左右的市民支持彻底推行自备购物袋及有偿使用塑料袋。小小的新加坡尚且如此，何况13亿人口的大国。或许正如《卫报》所说，“在这一点上，公众的参与非常重要，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切都需要慢慢来。